来源：   发布时间：2024-09-29 16:25:44   浏览：

在我国，鼠害主要发生于农村和草原地区，鼠害治理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生物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下对天然草原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颁布，中国鼠害治理的理念和需求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变。

过去40年来，在农、林、牧、卫领域，对鼠害的治理都以简单的广谱灭杀方式为主，忽视了鼠类在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生态功能，造成很多草原地区鼠类过度控制现象，这种治理方式除了对天敌等动物类群繁衍造成直接影响，已经开始对草原植被生长产生负面效应，尤其在荒漠草原，随着鼠类和鼠洞的消失，导致土壤保水能力和肥力显著下降，严重影响草地植被生长，天然草原牧草生产正受到严重威胁。由于草原生态环境脆弱，一旦鼠类种群由于过度灭杀无法恢复，将对草原生物多样性、生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而生态平衡及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将进一步加剧鼠害以至其他有害生物灾害的发生。

从目前我国鼠害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可知，加强对鼠类生态功能的研究，逐步制定与完善草原鼠害治理的生态阈值，将是我国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生态优先”鼠害治理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

针对鼠害治理的行业需求差异及杀鼠剂应用缺乏科学性的现象，以提高鼠害治理的靶标性为根本目标，以“一地一策、一鼠一策”为鼠害治理策略研究发展方向，以“精准监测指导精准防控”，将是未来我国鼠害学科及监测治理技术研发的重要方向和目标。面向这一目标，目前我国鼠害治理主要短板和瓶颈主要体现在：

第一，鼠害监测效率低、准确度不够是制约鼠害治理生态阈值研究与制定，鼠害精准监测和预报，鼠害治理决策及治理效果科学评价的最主要瓶颈。我国历史上及当前获取鼠害监测数据都主要是依赖夹捕、堵洞法、ＴＢＳ（围栏＋陷阱系统）等传统鼠害监测技术，这些技术过度依赖人工，致使鼠害监测效率低下、精准度不足，远远无法满足鼠害发生的个性化差异对鼠害监测的需求。

第二，生态友好型种群调控技术的缺乏是我国鼠害防控的主要短板之一。尽管近年来我国鼠害防控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天敌防控类的招鹰架技术，物理防控类的 ＴＢＳ（如围栏＋陷阱）技术，化学防控类的不育技术和以毒饵站为代表的杀鼠剂施用技术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友好型技术，但这些技术尚远远无法满足 “生 态 优 先 ”鼠害治理的需求，目前以广谱性灭杀为主的模式仍严重威胁着我国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

以鼠害科学治理为目标，未来几年鼠害学科发展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和领域包括：

第一、客观评价草原生态系统中鼠类的“害”与“益”。在生态系统中，以植物为主的自养生物类群是维持生态系统运转的基础，因此从鼠害治理的目的出发，应将是否有利于草原植被发生作为评价草原生态系统中鼠类的“害”与“益”的根本标准。这也是草原鼠害治理生态阈值制定的主要依据。

第二、以草原生态系统的植被和鼠类为核心要素，开展长期性观测与分析。我国在鼠害治理生态阈值研究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历史数据的缺乏和观测的系统性不足是目前阻碍我国鼠害治理生态阈值研究和制定的主要原因。一个生态系统中，作为生产者和初级消费者，除了两者之间的直接互作，植被生长和鼠类种群动态还受到生物因素（如昆虫、鼠类天敌等）、季节、气候、土壤理化性质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以客观评价鼠类对植被生长的影响为目标，系统考虑影响鼠类种群数量波动的各类因子，开展长期性观测与分析，对于草原鼠害治理生态阈值制定及鼠害发生预测预报精准度的提高极其重要。

第三、急需拓展地域及害鼠种类特异性智能监测技术及产品。鼠害治理生态阈值的制定要求对鼠类与植被进行观测。我国草原生态类型复杂多样，如内蒙古地区中东部以典型草原为主，青藏高原以高寒草甸为代表，从内蒙古西部沿河西走廊直至新疆两盆周边以荒漠、半荒漠草原为主，不同类型草原生态系统中植物、鼠类、天敌种类差异巨大，气候特征各不相同。尽管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开源算法为智能监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以植物及鼠类生物学特性为基础的原始观测数据是实现智能监测的基础。尤其是针对鼠类活动的时空动态，如何设计符合鼠类行为习性的终端设备，捕获与鼠类种群数量相关的实时数据，将是影响鼠类智能监测技术发展的关键。智能监测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鼠害治理，因此如何根据鼠害危害特征、鼠害治理对监测的要求、鼠害防治效果评价等实际应用需求，以解决目前草原鼠害监测效率低、准确度不够为目标，合理配置和获取具有地域和害鼠种类个性化的基础监测数据，将是未来几年智能监测技术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四、化学杀鼠剂的靶向问题。化学杀鼠剂存在环境风险的根源在于其对鸟类和非靶标哺乳动物也具有毒性的广谱性特征。鼠害治理过程的靶向性可以概括为对害鼠高密度发生区的高效精准定位以及药物对鼠类作用的靶向性。

第五、非灭杀型鼠类种群调控技术。从广义上说，以化学防治为主的灭杀型技术同样可以起到鼠类种群调控的作用，然而非灭杀型技术更有利于天敌种群的繁衍及生态平衡的保护和恢复。招鹰灭鼠技术的环境友好特性决定了该技术在我国的大规模普及应用，然而该技术的被动性特征限制了其在鼠类种群调控中的作用。

总之，近年来我 国鼠害治理需求与理念的转变给鼠害科学研究和治理技术研发带来了重大的挑战，以简单灭杀为主的治理模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对鼠害治理的需求。监测技术效率不高、准确度不够是限制鼠害治理生态阈值研究与制定、鼠害治理科学决策与评价的主要瓶颈，针对不同生态环境和鼠种特性的智能监测技术的研发将会成为推动鼠害学科飞跃发展的基石；杀鼠剂的广谱性及不科学应用是威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的核心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与短板也将是鼠害治理技术研发的主要方向。鼠害主要发生于我国边远农村及草原的贫困地区，科学治理鼠害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发展，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向国家对鼠害治理的需求，解决和跨越目前我国鼠害治理存在的问题和技术瓶颈，是鼠害学科发展的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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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部分内容节选自：刘晓辉.中国鼠害治理的瓶颈、短板与机遇[J].植物保护,2023,49(05):335-339.DOI:10.16688/j.zwbh.2023293.